民国元年《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称“湘俗敦尚礼教，必六礼备而后夫妇之道成”。

其实，晚清民初之时的长沙，其婚姻礼俗既遵从全国统一遵行的婚仪“六礼”，也具有本城独特的规范和表达方式。

此时，长沙地区除顽固保留有从古代传下来、形式极繁缛、清规戒律特多，封建包办性、迷信性、买卖性、等级性非常浓厚的旧式婚俗外。

因此时的长沙人已经睁眼看世界，敢为人先，一些符合世界潮流的新式结婚方式，也开始出现在长沙，近现代长沙婚姻礼俗，明显分为两个阶段，清末普遍实行传统婚姻礼俗，民国年间仍以经过某些改良的旧婚礼为主，同时出现了文明结婚的新婚礼。

文明婚礼，在全湖南以长沙作为重要发源地和兴盛地，此后文明结婚，在民国时期又向湖南各城镇逐步发展，但广大农村仍普遍实行旧婚礼。

新中国成立后，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婚姻自由观念深入人心，加之新婚姻法推广，传统婚俗彻底改革，旧式婚礼完全废除，新式婚礼在长沙城乡均得到全面推行。———任大猛

关键词：赵女士自杀事件、文明婚礼、集团婚礼

西俗东渐的近代以来，革命的激荡和时髦的流行，在湖南省城长沙共同合谋了一场婚姻习俗的激烈变迁。

尤其湖南是辛亥革命重要发源地，辛亥革命舆论家鼓吹的革命思想激荡湖南省城长沙，这些革命家，将传统婚姻制度视为专制主义和封建帝制的统治基础，将摧毁传统婚姻家庭制度视为推翻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帝制的必要条件。

民国迅速建立后，长沙城内婚姻礼俗在革命思潮激荡下，随即发生巨大而猛烈的变迁。

这种猛烈变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婚姻观念发生重大变化，青年男女不仅仅局限于追求和呼吁婚姻自由，更提出要“废除婚制”、“婚姻革命”的主张。二是婚姻制度发生重大变化，革命者强烈要求实施一夫一妻制，并以之作为主要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昔日腐朽的纳妾制受到猛烈批判。三是婚姻日益趋向自由，旧式包办婚姻因有像南阳街赵女士一类年轻女性不惜以自杀进行反抗，自主婚姻得到人们的呼应，并在城市中日渐增多。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离婚更加自由，离婚案件增多，下层逃婚现象蔚然成风。四是城市内举行的婚礼趋向简化，新式的文明婚礼和集团婚礼，在城市中日渐取代旧式婚礼。当然，中国传统的旧式婚礼仍然主导着长沙的广大乡村和未开化的城镇。

◆赵五贞自杀与李欣淑出走惊动全国

“礼不在繁，惟简则成；风不在古，惟今则名。可参西法，文明结婚。携手更冠冕，演说皆至情。参观有士女，主聘来硕人。可以跨欧亚，鼓瑟琴。无过礼之陋习，无铺房之劳形。舅子免道喜，岳母不送亲。六如曰：何怪之有。”

这是1916年10月４日长沙《大公报》副刊刊载的一篇仿《陋室铭》作的谐文。此文虽为游戏文字，但反映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长沙城内已出现新式婚礼，即文明结婚，它像一股新风吹拂在长沙城中。

但封建、专制、包办、强迫的买卖婚姻制度，仍在长沙城内根深蒂固。在五四运动爆发后的长沙城内，即发生了两起因旧式婚姻不合理而酿成的震惊全国的大事件。

一起事件是“赵女士自杀事件”。1919年11月14日，长沙发生一起轰动全城、影响全国的新娘在花轿自杀事件：南阳街眼镜店赵某之女赵五贞，不愿嫁给柑子园开古董店的吴某。她请父母解除婚约未准，请延缓婚期也未准，于是在婚礼出嫁之日，私藏剃头刀上轿，在赵女士从南阳街被抬赴柑子园吴家的路途中，赵女士用剃刀割断自己咽喉，自杀于新娘花轿中，鲜血淋漓了长沙的街道。

赵五贞自杀事件，迅速引起长沙《大公报》的关注，并轰动了全社会，各类报刊均就赵女士自杀事件，对当时中国现存的旧式包办婚姻制度发表各自看法。

1919 年11月15日， 即赵女士自杀第二天，长沙《大公报》即发表该报记者天籁署名文章《旧式婚姻之流毒》：总结南阳街赵女士做新娘自杀的三个原因，呼吁铲除不人道主义：“柑子园之新娘自刎案，记者得之街谈巷议。约有三说，一说谓新娘嫌新郎年纪老大；一说谓不肯填房；一说谓其姑（任注：新郎之母，即新娘未来家娘）夙有恶名，恐过门后受其虐待。内幕究竟如何，固非局外人所能揣测。总之必有大不愿意之处，而又不敢告人，故称牺牲性命以图解脱一切现在未来之苦恼。所谓不自由无宁死也。呜呼，旧式婚姻，尔乃演此惨剧。”

毛泽东亦在1919年11月16日的长沙《大公报》上指出：赵女士的自杀是环境和社会造成的。“赵女士的环境是：（一）中国社会。（二）长沙南阳街赵宅一家人。（三）她所不愿意的夫家柑子园吴宅一家人。这三件事是三面铁网，可设想作三角的装置，赵女士在这三角形铁网中，无论如何求生，没有生法。生的对面是死，于是乎赵女士死了。”“如今赵女士真死了，是三面铁网 （社会，母家，夫家）坚重围着，求生不能，至于求死的。”

赵女士自杀三个月后，即1920年2月，长沙又发生一起离柑子园仅数十米的李氏芋园内李女士出走事件，再次成为全国关注的新闻热点。不过这一回，清代总督李星源的芋园后人李欣淑，“因婚姻黑暗的原故，毅然决然离开家庭，跑到北京实行工读去了”，这次是长沙的李女士为婚姻的自由而出走，争取更幸福的未来。

据当年报纸记载，李欣淑的父亲曾为前清湖北候补道，“当李欣淑年幼时，就定把孙道仁做媳妇，后来她的未婚夫死了。李欣淑的父母原来极赞成女儿李欣淑守望门寡，但李家又觉得要养女儿李欣淑一世，于经济上太不合算，马上就把李欣淑配给了彭家的儿子。”李欣淑将要嫁过去的彭家，虽有一些钱，但彭家的儿子却没有知识，“是个纨绔少年，她那未婚夫的母亲又非常凶悍，所以李欣淑女士决意不承认这件婚事”，但她父亲不允许退婚。李欣淑在长沙自治女校读过书，有一些文化，坚决反抗这桩婚事， 眼见这场包办的婚事婚期日益临近，李欣淑借口到湘雅医院治病，最终逃离了她的专制家庭，远走北京。

赵五贞与李欣淑只是当时长沙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一个缩影，之所以在近代史上特别引起震动和注目，是因为都发生在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潮流的历史关头，“发生在传统封建纲常开始崩溃，但人们并未普遍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历史时代”，人们对赵女士自杀的悲剧和李欣淑成功出走的喜剧的理解各自不同。

当时，能像毛泽东等人那样从赵女士自杀悲剧中深刻提出改革婚姻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婚姻礼俗的有识之士并不多。

随着中国社会正在走向世界，中国社会婚姻制度也正在一步步发生变化，长沙城内婚姻自主风气也正在兴起，一种新的婚姻礼俗日渐形成，距南阳街赵女士自杀、芋园李女士出走事件之后，1924年出版的《长沙一览》和 1931年成编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中都曾记道，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长沙男女婚姻，已开始了“首由男女同意，各告其父母许可”，经过举办仪式，即可成婚的文明结婚。

上世纪20年代，长沙《大公报》也提到，长沙城内不少男女的婚姻，除继续倡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外，现在还加上了一条，“须征得当事人的同意”。

当年，长沙城内“男女自主恋爱，再征得父母之允许，央得媒人从中沟通，而结成两姓之好者”也很多。从男女授受不亲， 只讲父母之命， 到男女会晤， 自择意中人， 这确实是长沙城内婚姻习俗的一大进步现象，这与当年长沙女子教育大兴、女子工厂出现、女性多了可抛头露面结识男性的机会大增的社会大环境相关。

当然，所谓婚姻自由或婚姻自主，离一般年轻人仍然很远，即使是文明结婚，在整个民国时期也仅限于长沙市区及部分繁华县镇，且以社会中上层社会人群为主。湖南广大农村仍以传统封建旧式包办婚姻为主。

◆新式婚礼， 惊现用小轿车接亲

文明结婚，盛行于晚清光绪宣统年间，这是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中的说法，不过该书亦称，文明结婚，首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

民国初年，长沙城区已有举办文明婚礼的记载，到上世纪20年代末，在湖南省内，由长沙发端，文明结婚在浏阳县、益阳县、沅陵县等县城中，都出现了文明结婚这一新事物。

1930年成编的《沅陵县志·风俗类（稿本）》就称，沅陵县，“ 文明结婚，城中亦有之，多假学校礼堂。两家父母亲临主婚，遍延媒妁，戚友观礼，多于其家宴客，不用彩舆鼓吹，亦无庙见、合卺之仪”。

文明结婚，在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后，在长沙城区内盛行。翻阅1928年在长沙创办的《湖南国民日报》，报纸上不断刊发各类婚典喜讯，这些婚典喜讯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所有婚典采取的婚礼形式皆为中西合璧式新式文明婚礼，举办地点以长沙大四方塘青年会礼堂为最多，其次本市曲园、怡园、南国酒家等新式酒楼及一枝香西餐厅等也多有新式婚礼在此举行。

在大吉祥旅社、湘汉旅社等举办婚礼者亦多。参加新式婚礼的来宾所穿服饰以西装为多，亦有穿中式服装者。

新郎新娘服装特别引人注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凡参加新式婚礼的新郎，衣服偏重西化，“西装革履，洋气勃勃”；新娘，当然“红绿满身，花枝其头”，但在此艳装之下，关丽之余，还要加盖一层薄薄头纱，当时人认为：披头纱，是做新娘者最时尚的要件，否则，就被人讥为落伍。

1931年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与后来的《长沙市指南》，同时描述了长沙新式婚礼场景，它们称：长沙及周边地区“嫁娶，分新旧两种”，“新婚礼，其仪节较旧为简。首由男女同意，各告其父母许可，遂觅介绍人介绍，订立婚约，男女有交换戒指或其他物作证者。结婚多在大旅馆或公共场所，门首悬旗结彩，庭设礼案。新郎、新妇、主婚、证婚、介绍人，男妇来宾，均有一定席次。首读证婚颂词，然后用印或交换戒指，新婚夫妇互行鞠躬礼，及谢主婚人、证婚人、介绍人及男女来宾，并答词。礼毕，谒见亲族如仪。”

当然，这两本地方指南性书籍均提到：新式婚礼“举行未久，仅长沙市区有之”。其实新式婚礼在上世纪20年代就已波及到湖南各主要县城。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湖南乡村仍实行旧式婚礼。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沙城内新式婚姻不断出现新事物，比如在1927年长沙迎亲就已经用上时髦的迎亲花车。其时，长沙城北的北二马路（今已成为黄兴北路的一段）尚未建成，该处只是长沙北门外一条窄窄的铁佛寺街，南门内府文庙侧黎家坡旁泉嘶井一带尚为麻石街巷。

1927年８月８日，文庙侧的泉嘶井巷忽然开进一辆来接新娘子的花车，这辆迎亲小轿车停在驻长的安化望族梁先生家门前。这是有文献可考的长沙出现的用小汽车装扮成花车接亲的首次记载。当年的长沙城区市民也因出现小汽车而为之轰动。

接亲的新郎是毕业于保定军校、２９ 岁的青年军人王东原，新娘子是从稻田师范毕业、住在泉嘶井的大家闺秀梁棣徵小姐。王东原和梁棣徵经其叔、时任国军33团中校团附梁砺予介绍认识，两人先在梁棣徵的兄长、王东原的同学梁祇六家见面，再在教育会坪饮茶轩交谈，互有好感即相互写信，经３个月交往，王梁二人遂正式订婚。

此后更用小轿车装扮成花车接亲，举行当年最时髦的新式结婚典礼，王东原和梁棣徵的新式婚礼，由省政府主席周斓作证婚人。婚礼上一副白话文的喜联让人记忆深刻，联为：“旧家庭，新思想，天真活泼；伟大呵，神圣的，毅勇刚强。”他们举行婚礼的地方，正是长沙的青年会大礼堂，婚宴毕，王东原夫妇即住进长沙北门外铁佛寺街一幢从张湘砥手上租来的小洋楼。

五四运动兴起后，文明婚礼得到长沙城内开明人士特别的推崇，人们认为新式婚礼颇为节省费用。

1919年11月21日，长沙总商会账房周某两个儿子分别娶龙姓、毛姓女儿结婚，周家与龙、毛二姓家长遂定喜期于11月28 日结婚，租定储备仓（今五一广场）蔡姓房屋举行新式结婚礼。两对新郎新娘，同时庙见、合卺。不但繁冗的婚礼仪式大加删减，且使用的费用相对旧式婚礼而言大为节省，不但男女双方家庭为费用省俭而大感高兴，在社会舆论上也获得一致好评。

到1924年，吴晦华在《长沙一览》则称，此时长沙新式婚礼，已实行了一定时间，新式婚礼仪节，都比旧式婚礼简省。不过，1924年时当赵恒惕主湘时期，长沙风习竞尚奢侈，酒楼饭店，费用高昂。吴晦华即在《长沙一览》中抱怨称：“新式婚礼，仪式虽较旧式婚礼为简省，但结婚费用亦不赀也”。

1930年２月８日长沙《大公报》刊载的湖南教育界一对新人在青年会举办的一场新式结婚典礼，其形式完备，显然与今天的婚典并不一样。

首先是男女来宾齐聚大四方塘长沙青年会礼堂，等待新郎新娘到来，仪式才可宣布举行。殷勤的女招待轮流向宾客们发纸烟。新郎新娘到来后，婚礼正式举行，本场婚礼由当时教育界泰斗、湖南大学校长胡子靖证婚，再由介绍人向众人分别介绍男女双方情况，其次则由男宾或女宾进行演说，再由新郎新娘分别讲话。

礼成，来宾相继入席，最后进入婚宴阶段，将婚礼推向高潮。这场婚礼，惟一让客人抱怨的是“青年会食堂一次婚宴的菜肴味道，远不及奇珍阁的菜味道好”。

◆闹洞房时， 仍保留不良旧习

新式婚礼在上世纪30年代，盛行于长沙，成为长沙社会新时尚新风俗。不过也有人不断指出长沙新式婚礼并非“最革命”，仍保留相当应当革除的旧习。这为今天观察当时习俗变迁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名记者萧石朋的弟弟萧念青就在当年撰文称：以往长沙旧式结婚仪式，固然充满封建落后色彩，但到了上世纪30年代风俗已经全面革新的时期，在摩登的中西合璧的文明婚礼、时尚婚典中，“仍然免不了子孙灯”。

所谓子孙灯，是从长沙封建婚俗中传承下来的一种寓意多子多福的一种结婚仪仗饰物。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式婚礼，固然出现了小轿车做成花车接亲的仪式，但汽车当时尚未在中国流行，在长沙城内更是凤毛麟角，新郎倌迎亲，新娘子结婚所乘的依然是彩舆。

1934年报纸评论称，长沙人接亲，“奢华者用的是八人抬的花轿，次一等者就是四人花轿，一帮做新妇的密斯们，大都以八人花舆为最荣耀的一回事，如果新妇所乘的是二人轿， 那么，就可以确定她是做童养媳的，或者就是所谓姨太太了”。

花轿接亲，在一些过于”革命者“的眼中，也认为是旧式婚礼的孽遗，应该打倒。

无湘不成军，湖南人服务于军队者最多。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湖南军官结婚时排场最为浩大，他们的婚礼就有一些报人和市民讥讽为“绑票式结婚”。

所指的并非真正的绑票，而是军官结婚时爱讲的排场往往是动用一排一队的武装同志，对新娘子“作绑赴刑场式的护送”，这种“有威风、有杀气的婚典”，当时长沙人称为“绑票式结婚”，当然一些军官竟认为这是“我们湖南作为革命起源地可以自豪的事”，这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

旧式婚礼，多行跪拜礼。民国时期，长沙城内新式婚礼盛行，婚礼中行跪拜礼者凤毛麟角。但长沙人结婚，无论新旧婚礼，都有闹洞房习俗。此时在新式婚礼闹洞房时就在滑稽的爱闹的宾客，“爱干太不尽乎人情的游戏”。

如一元钱见面贺仪，却在闹洞房抬茶敬茶时，分做五六份，甚至是十份，长沙习俗讲究，闹洞房时，每拿一份节仪，须行礼一次。这样一来，使得一对新夫妇为了这份节仪时起时拜，“磕头如捣蒜”，累煞新贵人，可谓“谑而虐矣”。

旧式闹洞房抬茶敬茶婚仪依旧移于新式婚仪当中，虽保留一定的保守性，但新式闹洞房婚仪也不见得就文明，萧念青就提到，闹洞时，“一般以新夫妇跳舞为前提，继之再要挟新夫妇作公开的接吻。

不过，不管新式还是旧式的闹洞房，总有一帮好为恶作剧的人，在新郎新娘将要度过甜蜜美梦的洞房夜时，“他们大敲其门，大放其炮仗，名虽闹新房，实则煮鹤焚琴了”。

◆新中国成立后， 新婚俗在长沙城乡全面推行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男女平等观念推行，全新制度的确立，长沙地区男女婚姻更加自由，婚姻更加自主。

尤其1950 年５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长沙城乡各处普遍实行法律规定的婚姻自主、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等制度，强迫包办、早婚、重婚和童养媳等不合理不合法的婚姻旧制度和旧礼俗均予废除。

政府提倡新事新办，婚姻礼仪从简，彩礼、嫁妆、酒宴等不再过多讲究。男女结婚，只要双方自愿，到男方所在地政府机关领取结婚证书，即为合法。

结婚也不再坐花轿，不拜堂，不索彩礼，婚俗新风遍及各处，旧式婚姻礼俗悉数革新。

从1982年前后开始，改革开放使城乡居民生活物质条件得到巨大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日益富裕，长沙城乡部分家庭婚礼开始流行讲排场，妆奁日趋现代化、高档化，部分乡村重现索取巨额彩礼的陋习，一些富裕起来的人家盲目攀比，婚事大操大办。往往是“美满婚姻，欠债复发”，一度引起社会极大关注。

◆ “新生活运动”推行下的集团结婚

在民国实施的新式婚礼中，社会化程度较高的是在城市中举行的集团婚礼。集团婚礼，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在社会中推行，名为集体婚礼。

追溯集团婚礼这一婚礼形式，最初是蒋介石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中兴起一项重要婚姻礼仪，客观上说，集团结婚对古老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婚俗改革起到一定推进作用。

集团婚礼在中国推行的进程中，湖南在抗战时期对集团结婚的推进起到过一定积极作用。

抗日战争第三次长沙会战获得巨大胜利后，1942年２月，湖南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为推动新生活集团结婚的发展，制定了《湖南省新生活集团结婚办法》共十条，其主要内容为：（一）湖南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为提倡节约和促进适龄结婚起见，依照湖南省30年度（1941年）施政讲话指导要领之规定，举办新生活集团结婚（二）新生活集团结婚由湖南新运会与民政厅责饬各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暨各县市政府举办，并督促各乡镇公所及其他机关普遍仿行；（三）新生活集团结婚日期、地点由主办机关先期公告；（四）新生活集团结婚参与人应向举办机关申请登记；（五）参与集团结婚人申请登记，每对应备结婚用费，于送申请书时一并缴纳；（六）举办机关对于申请人所填申请书经审查合格后，应将其姓名、年龄、籍贯登记公告。非经公告无异议，不得举行结婚典礼；（七）规定参与集团结婚人于举行婚礼时应穿之服装：１男用蓝袍布褂或中山装及其他规定之制服。２女用长旗袍或短衣长裙（衣料颜色听便），不用披纱；（八）结婚时除主婚人、介绍人及其家长或监护人外，双方亲友均须凭观礼券入礼堂观礼，每方至多不得超过20人。观礼券由主办机关印制发给，参加者不得另发普通喜帖；（九）结婚证书及样式由本会会同民政厅另订。

同年，即1942年11月２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制定并向全国推行的《集团结婚办法》，即在此前湖南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制定的《办法》基础上修改而成。一时之间，因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而中断５年之久的集团结婚在新生活运动旗帜下又再度开始在全国各未被敌人占领的地区实施开来。

回溯中国实施新生活集团婚礼的历程，中国最先响应新生活运动集团结婚号召，最早成功举办集团婚礼的城市，是中国工商业最繁盛的大城市上海。

1935年４月３日下午3时，有57对新人在上海市江湾市府大礼堂举行中国首次集团结婚婚礼，立马引起全中国全社会的大轰动。

此后，仅1935年一年，上海一地便举行了五届集团结婚仪式，参加者多达399对，计有789位男女青年在上海新生活运动集团婚礼中喜结良缘。敢为人先的湖南省城长沙，自然要积极效法全国最新式也最时尚的集团结婚仪式。

不过，长沙市政府推行集团结婚消息于６月上旬在报纸上发布后，因人们对于新式的集团结婚尚无认识，均怀观望之心。

1935年６月15日，长沙市正式对集团结婚实施登记，但一连３天，长沙市竟无一人前往报名登记集团结婚。经宣传鼓动和做工作，到第八天，前来登记集团结婚者已有６对新人。

长沙市政府本拟在８月日在民众俱乐部举行长沙市首届集团婚礼，因天气日渐酷热，更因政府原拟召集30对新人结婚目标远未达到，故决定推迟到10月13日，再行长沙首届集团结婚典礼。

1935年10月13日，长沙市首届新生活集团结婚典礼正式举行。参加首届集团结婚典礼的新人共计10对，即唐维旭与李璞、江廷鉴与刘淑芙等，首届集团结婚的新人颇多富贵子弟，时为湖南省财政厅长的何浩若，就有两个弟弟即何宪波和何季淳均参加了本届集团婚礼。

长沙市中山路又一村民众国术俱乐部（今中山路市青少年宫）为首届集团婚礼举办地，当年在民众国术俱乐部门首即扎置起醒目的喜庆大牌楼。牌楼横额为“长沙市第一届集团婚礼”，旁联为：“丞我髦士；燕尔新婚”。牌楼嵌五色电灯，缀以松花。民众国术俱乐部门首两旁又有对联：“缘证三生，欣看南国群英，永偕鸳侣；时维九月，好借东篱佳菊，载咏桃夭”，集团婚礼举办地的大厅内悬置孙中山像，交叉民国政府党国旗。

1935年10月13日上午7时许，十对新郎即准时到达民众国术俱乐部，稍事休息，新郎们即分别搭载五辆开明公司汽车扎置成的花车，分赴各自女方家接亲。８时起，10位身着西装的新郎与十位披红纱、戴花冠、着长袍、手捧花球的10位新娘分别已乘上花车返回中山路。在汽车缓缓行驶于长沙各处马路的途中，时有调皮市民攀上花车，急欲一睹新人芳颜。经警卫和员兵制止，结婚花车顺利通行于长沙城区。

上午1时，新人们已经进入民众俱乐部，筹备数月，轰动全长沙的新生活集团婚礼，在又一村民众国术俱乐部即将正式举行。此日适逢又一村内桃花和棠棣花忽然含苞怒放，秋行春令，湖南第一次集团结婚，平添一派洋洋喜气，所谓秋高气爽，花好月圆，人意天色无美不臻。

此次集团结婚典礼，每对新人共发观礼证20张，并请湖南省主席何键及湖南党政军高级官员莅场观礼。想看热闹的一般市民，规定只能遥立中山路街心看热闹。

结婚礼堂，设在又一村内民众国术俱乐部大厅内，此处仅能容纳千余人，未到９时，大厅内即已挤满观礼的人们，堂外四庑更是水泄不通。秩序颇显纷乱，因本次集团婚礼事属创举，是长沙城内出现的新事物，故任何人都想先睹为快。原定上午上午10时行礼，因大厅内外，人员过多，秩序混乱，不得不使用警力维持抶序，直到中午12时，湖南省主席何键及各重要官员朱浩怀、何浩若、朱经农、易书竹、胡达等及各位家长、介绍人、官方所请观礼者才得以顺利进入俱乐部大厅，顿时鞭炮声一起，10对集团结婚的新人，在细乐悠扬声中，即将鱼贯进入民众国术俱乐部大礼堂。证婚人即长沙市首任市长何元文居前导，引礼员黄令缃、唐耀艺两女士前后夹随，随之登场的10位新郎均着蓝袍青褂，10位新娘则妃服红纱，手戴白套，齐捧鲜花，新郎新娘可谓珠联璧合，相互辉映。旋即主持人宣布：长沙市首届集团结婚典礼举行。首先由何元文市长证婚。用印后，湖南省主席何键旋即训词。何键称：今汝等10对新人，有男有女，有阴有阳，结合为夫妇，夫妇和则家齐。家齐则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何键并以《诗经》周南、卷耳、桃夭、標有梅四章为十对新人作赞。何键训话毕，即向各位新人分发结婚证书。随后众人出大厅在民众俱乐部外坪摄影。此时出现一戏剧性场面，因外坪也挤满看热闹的人群，摄影师无法对全体新人摄影。这时有国术俱乐部武士手持亮闪闪的钢刀进行武术表演，即前后左右劈刺，终于使十对新人有了站立的地方，但主婚人和介绍人不能全数参加。摄影后，各入休息时，此时想看热闹的人万头攒动，幸有民众国术俱乐部卫士把门，才勉强维持住长沙首届集团结婚典礼的秩序。

直到下午１时，新郎、新娘及主婚人、介绍人才齐集于大礼堂开始公宴。公宴礼堂排席如川字形，新人十对在上面列坐，主婚人、介绍人及市长对新人列坐，何浩若厅长与提篮之童旁坐，执事人员下坐，婚宴用西餐。何厅长敬酒数巡，何元文市长在集团婚宴上作演讲，称：这是长沙市第一次集团结婚，办理不好，是要请原谅的，但我有两字向新人奉告，就是敬爱，夫妇为人道之始，是从爱字造出来的，若爱而不敬，则夫妇之间便不免发生毛弊……演说完，何市长敬各对新人一杯酒。接着何浩若厅长进行演讲，何厅长称：集团婚礼，这在长沙是破天荒的一件事，天气又热，人数又多，十分热闹。何浩若认为，集团结婚符合国民经济要求节俭的要求，同时也符合国家复兴的计划。

新郎公们集体推新郎倌罗崇显致词。最后主婚人何特循（即财政厅长何浩若，新郎公何宪波、何季淳之父）向各位新人致词称：所谓夫妇之爱，要有真爱情。所谓真爱情，应由夫妇之爱，推及家庭，爱父母爱兄弟爱姊妹爱儿女，并由家庭之爱，推及爱国家爱社会。书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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